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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发表论文450篇,居然全靠编,他是学术造假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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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国际泥盆系研讨会上,一位澳大利亚人站在台上,手里举着两块化石。一块来自喜马拉雅,一块来自摩洛哥。他说,它们一模一样。 台下坐着一位印度教授,圆脸,抽大雪茄,穿一件毛领大衣,走到哪儿都像带着一个移动的舞台。他叫维什瓦·吉特·古普塔(Vishwa Jit Gupta的),是成立于1882年、印度第四所大学旁遮普大学地质学教授,印度最著名的古生物学家,那时他已经在“喜马拉雅”的名下发表了超过四百五十篇论文和五本书。 澳大利亚人叫约翰·塔伦特,麦考瑞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他说的那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那些“喜马拉雅化石”,是从巴黎一家商店里买的。 古普塔很愤怒。他说这是诽谤。然后他继续当他的教授,继续发论文,一直发到1989年。直到塔伦特把完整的证据链摆到《Nature》和《Science》上,事情才真正炸开。再然后,印度地质调查局在1991年正式指控他欺诈,旁遮普大学把他停职了十一个月。十一个月之后,古普塔回到校园,照常领工资,照常带学生,照常当他的“印度最著名化石科学家”,一直干到2002年正常退休。 古普塔2022年去世。到死,他那四百多篇论文里,没有一篇被正式撤稿。 你甚至不能说他“骗过了所有人”。他骗的,是一整套系统。 古普塔的起点并不低。1942年生,在旁遮普大学读地质,导师是印度古生物学的奠基人物 M.R. Sahni。1964年,他和导师一起在《Nature》上发了两篇关于笔石的短文,1966年拿到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克什米尔东南部古生代岩石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1972年,学校给他发了一个D.Sc.,还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的位子。 那时候古普塔三十岁。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甚至令人羡慕的学术上升叙事。问题在于,古普塔的野心和产出速度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喜马拉雅的化石不会因为你需要它,就自己从石头里长出来。 古普塔的解法非常原始。塔伦特的学生格伦·布洛克后来把古普塔的论文一篇一篇拆开来看,发现他早期成果里那些化石图片,是从二十世纪初英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里德专著里直接用剪刀剪下来,贴到新图版上,编个新号,就变成“喜马拉雅标本”了。布洛克的原话是:“古普塔所做的,就是拿把剪刀,把标本剪出来,放到新图版上,打上新编号,然后声称是自己的。” 另一条路子更省事:买。 1987年,塔伦特走进巴黎圣路易岛上的一家矿物化石商店,买了一堆来自摩洛哥的菊石。拿回去一比,和他“在喜马拉雅采集”的标本几乎没有区别。1980年,古普塔拿着一块“精美的鱼化石头骨”去找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菲利普·让维耶,说这是他从喜马拉雅赞斯卡地区采到的。让维耶鉴定为一个新物种,合写了一篇论文。没过多久,让维耶在瑞典遇到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弥曼,发现她手里那些来自云南的鱼化石,跟古普塔那块“喜马拉雅鱼”一模一样。那种鱼在云南多到被当作礼物送给来访者。 还有更省事的:在岩石里种化石。古普塔的同事阿伦·迪普·阿卢瓦利亚后来回忆,1980年,古普塔为了让保加利亚专家布杜罗夫相信喜马拉雅确实有某种牙形石,直接把人造标本塞进了喜马拉雅的岩石样品里。 手段之粗糙,几乎带着一种天真的傲慢。不过真正让这套系统运转下去的,不是粗糙,是合作者的名字。 古普塔一生与128位科学家合著过论文。这些人里不乏伯克利、剑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名家。你打开一篇论文,看到的是古普塔和一个你信任的名字并列。你会怀疑那个名字,还是怀疑那个印度人?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怀疑。塔伦特后来说得很直白,古普塔的招数之一就是用合作者的资历来回应质疑,即“你看看跟我一起署名的人是谁”。一百多位专家就这样被拖进了他的“幽灵地点”地图里:论文里标着喜马拉雅的某个剖面,实际上古普塔从未去过那个地方,标本来自北美、摩洛哥、中国,或者某家博物馆的抽屉。 这套东西之所以能撑二十五年,还有一个更讽刺的原因:早有人看出不对,但没有人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1978年,印度地质调查局的三位地质学家——斯里坎提亚、巴尔加瓦和卡普尔——在拉胡尔山谷做野外工作,发现古普塔同一种双壳类化石,1970年说来自二叠纪地层,1973年又在同一地区说来自更年轻的晚二叠世,而他们实地测出来的围岩根本是三叠纪到侏罗纪的。他们的结论写得很克制:“古普塔在萨楚地区建立的地层序列,不能用于任何地层学工作。” 1980年,勒克瑙大学的阿加瓦尔和辛格把古普塔的牙形石论文和另一篇博士论文逐条比对,发现大量描述重合到不可能是巧合的程度。他们的措辞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同一作者的不同论文中出现这些异常,无法理解,除非是严重的印刷错误。” 1989年4月20日,Talent在《Nature》发表《The case of the peripatetic fossils》,正式把这起事件推向国际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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